文/ 熊秋良 李玉

 

 

厦门鼓浪屿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唯一主动开辟的租界，许应骙欲借美、英等国势力牵制日本，藉收保护中国利权之效。三都澳开埠与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虽然性质不同，但均是晚清福建对外开放之举，又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清政府官员“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但是，许应骙等地方官员的主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迫而为，并受制于当时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动的发展”和“发展中的无奈”，正是这一时期许应骙等清政府有识官员面临的一个悖论。

 

 

许应骙（1832-1905），字昌德，号筠庵，祖籍广东澄海，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礼部尚书等职。他在晚清为官50余年，但被后人提及最多的则是他在戊戌维新时期作为主要“保守派”之一的“礼部六堂官”事件。富有戏剧性的是，戊戌政变之后，许应骙因为较早揭发康有为的“阴谋”而重新受到重用，于1898年9月11日，出任闽浙总督兼任福建巡抚、福州将军，一度兼署福州船政大臣，成为一位封疆大吏。

 

在五年的闽浙总督任内，许应骙因应于晚清动荡不安的时局，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务活动，值得进行专门研究。本文特选择福建三都澳开埠、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为考察对象，以期探析许应骙在晚清变局时期，作为封疆大吏的施政活动及其所体现的开放与发展观。

 

一

被动中的主动：

 

 

 

三都澳开埠，福建三都澳是晚清首批自开商埠之一，以往的学术成果主要关注该埠对于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关于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地方官员在该埠开放过程中的作为殊少研究。三都澳位于福建福宁府所属福安与宁德两县之间，是闽东北两大河流长溪和霍童溪出海口，水深港阔。据许应骙1899年初的调查，三都澳岛共有村落20余处，居民约300余户，“以耕种渔樵为业”。三都澳岛虽不大，却是天然良港，其战略和经济地位早就引起西方列强的垂涎，意大利、德国欲租借三都澳，美国、日本也觊觎此处。

 

面对列强日益加剧的侵略态势、偿还巨额外债的压力和国内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清廷在总结以往开埠得失基础之上，逐渐产生自开口岸的思想，以期振兴商务，扩充利源。1898年3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

 

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加增……臣等再四筹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福建福宁府所属之三都澳，地界福安、宁德两县之间，距福州省城陆路二百余里，为福州后路门户，形势险要。闽洋商船亦多会萃于此，臣等公同商酌，拟于该两处添开通商口岸，庶可振兴商务，扩充利源。如蒙俞允，即由臣等咨行各该省将军督抚，先将应办事宜妥速筹备，再由臣等酌定开办日期，照会各国驻京使臣。

 

 

对于总理衙门的建议，光绪帝表示赞同。总理衙门遂一方面通咨闽浙总督等妥筹办理，另一方面就税关设置事宜征询总税务司赫德。赫德认为三都澳“似能作为与沿海各口来往贸易之区，该处既为闽省所属，或由福州军宪照厦门办法遴派委员驻彼办理，或另行专派监督”。赫德还札委福州关副税务司单尔署理三都澳税务司。三都澳开埠事宜进入实质办理阶段。

 

三都澳开埠的实质工作是在许应骙出任闽浙总督之后进行的。许应骙对于三都澳口岸的开放事宜有着明确的原则。他认为开埠之目的在“借连交之势，伸自主之权”，对于华商而言，尽可能使口岸“旁及群岛”，而对于外人必须“划定一区，以免牵连于内地”，所以口岸界址首先宜划定。他拟定“自东冲口伽来山以北白马门以南之东西洋内皆准停泊商船；除三都岛开通口岸外，其余如白匏、马祖、青山、斗帽诸岛，凡四面环水内地不相联属者皆为通商口岸之界，其有一面依岸与内地相通者，即为内地，以清界址”。总理衙门核议后认为“该督所拟凡四面环水各岛，皆为通商口岸之界址，用意至为深远，自应如奏办理”。

 

1899年5月8日，许应骙饬委镶红旗协领明玉会同税务司前往三都澳正式开关，三都澳成为中国近代首批自开商埠之一。在三都澳开放之初，许应骙对于港口管理积极筹划，除将港口税务暂由东冲口委员就近管理外，为了体现自开口岸行政主权，提高三都澳的地位，他还向朝廷请求将福建泉州蚶江通判移设该处，改为福宁府三都海防同知，以加强镇摄与管理，获得吏部批准。许应骙还就该埠的行政设置与财务筹措办法奏明朝廷，指出三都澳开埠通商，“规模草创，诸务待理，嗣后华洋杂处交涉事件益形繁难，现设同知非精明干练之员，弗克胜任”。所以他建议“援照福防厦防同知之例，作为冲繁难沿海兼三要缺”，以提升本埠的行政地位。在人员任用方面，他提出应“按照新章，以本班通达洋务之员，无论资格班次，酌量奏请补署；或于实缺通判知县拣员升补，期收得人之效”。

 

 

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建设港口，许应骙考虑三都澳附近水陆分歧，各处商民货物均可绕越，他便建议添设局卡以征厘金，以“为预防偷漏、慎重厘务起见”，朝廷“准如所奏办理”，“商情悦服，尚称利便”。随着商贸的发展，1900年5月，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了福海关，它是福建省继闽海关、厦海关之后设立的第三个海关，三都澳遂成为福建福宁地区商品外销的门户。为了改善该埠的商埠条件与投资环境，筹划该埠事宜的福建通商局官员提出先由官方修建茶货屯栈，然后租与商人经营，俾官得租价，商得便利。这样，各地商人“必多闻风赴岛购造，可期栉比鳞次，渐成都会”。鉴于该岛港口有一海滩，长宽各约一里，潮没汐见，使轮船不得不泊于滩外，“诸多不便”，通商局提出“宜于滩边横筑一堤，以捍外潮，而培内地，日后基址坚实，可建街衢”。并建议在该岛前歧村、乔田头两处修桥筑路，迳达海滨，“以便起卸货物”。这些方案既是受许应骙之命而为，也使许应骙进一步明确了三都澳开埠的规划。

 

在许应骙等人积极筹划下，三都澳开埠后，面貌大为改观。1899年5月正式开设三都澳邮局，由福海关兼管，为福建省口岸邮局之一。

 

1902年，三都澳作为独立的对外通商口岸，自成为一个邮界，三都澳邮局升为三都澳邮政总局，与福州、厦门并列为全国35个邮界之一，直属总邮政司，并且在邮界排列顺序中，三都澳居福州、厦门之前。

 

随着港口的发展，1905年，三都澳铺设了海底电缆，设立了大清帝国电报局，为闽东邮界第一家电报局，形成了一个设施完备的商港。

 

英、美、德、俄、日、荷兰、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公司纷纷在三都澳设立分支机构，英国修建了杂货码头和油码头，美国也修有油码头。岛上还建有“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等油库。当时在三都澳福海关担任三等一级帮办的麦克仑（C.A.Mcllum）说道:“这个新拓口岸像凤凰一样从海上出现了。”三都澳成为了近代闽东与外部交流的门户，大大推动了闽东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

无奈中的因应：

 

 

 

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鼓浪屿地处厦门岛西南，隔海而望，战略地位重要。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占领该岛，直至1846年才退出鼓浪屿。然而，英军虽退，英国觊觎鼓浪屿之野心则不断膨胀。厦门开埠之后，英、美、西、法、德、日、荷等国陆续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开始了对这个小岛的激烈争夺。尤其是日本，挟甲午战后的狂傲之势，对清政府提出了推广日本在华专管租界的要求，厦门的鼓浪屿也在其中。日人企图独占鼓浪屿的野心，不仅遭到地方官绅的抵制，而且引起其他列强的注意。

 

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借口东本愿寺失火之事，调兵进占鼓浪屿，导致中日之间发生纠纷。面对此种局面，美国领事巴詹事向许应骙提议，将鼓浪屿划作公共租界，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可兼护厦门，一举两得。许应骙虽也认为这是抵制日本强占厦门鼓浪屿的良策，但毕竟涉及国家主权，他颇为踌躇，专门致电与他共同筹划“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鄙意闽将该岛作为各国公共租界，与立专约声明厦门系通商口岸仍归中外互保，藉杜他国觊觎，似亦牵制办法。”

 

刘坤一对于许应骙的想法甚为认可。后在李鸿章赞同下，许应骙遂在福州分别与美、英两国领事会商相关章程。

 

 

1901年10月14日，中外双方代表开始在厦门英国领事署进行具体的会谈。许应骙原意欲将鼓浪屿划为“公共地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在界内居住，至于岛上行政事务，中国本属地主，“尤不能使向隅”。因此，在草拟的《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中，凡是有“领事官”字样的地方都要加上“厦门道”字样，“以平其权，而分其势”。

 

英国领事则强调鼓浪屿既然作为租界，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岛内事务。双方为此在“租界”和“公地”的不同涵义上发生争议，谈判遂陷入僵局。驻厦英领事在报告谈判事宜时也称：“以章程未尽妥洽，致不果行”。为此延年遂委厦门税厘总局提调郑霁霖至福州省城，面禀总督许应骙，并“请示机宜”。

 

为了能保护厦门的利益，许应骙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指出:“鼓浪屿或作公地,或作租界，均无不可，唯必须加入第十五款‘兼护厦门’。以鼓浪屿作公地，各国官商，均在界内居住。厦门为华洋行栈所在，商务尤重，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保护。”在得到许应骙的指示后，郑霁霖返回厦门报告延年，后者“遂与各国领事互相商议，拟改称租界，以昭核实”。

 

 

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草约签订过程中，许应骙希望鼓浪屿公共租界“兼护厦门”，并将此列为第十五款，但日本领事所提供之英文章程则对此款“仅止刊印目录，宜如何保护各语均尚留空”。询其缘由，“据云事关重大，须将华文草约一并呈送各国驻京钦差核明，再行刊印”。

 

许应骙遂向外务部说明，并上奏朝廷，“草约合同第十五条，请饬（外务）部与各国公使商酌。仍照华文草约填写，以免两歧；倘各使不允照填，即将前约作废”。外务部向各国公使交涉，美国公使康格作为公使领袖答称：“鼓浪屿公界章程各国兼护厦门一事，各使臣以为仅于鼓浪屿立租界合同，不能言及兼护中国地土，各国领事实无此权，即各使臣非奉本国之嘱，亦复无此权力。合同内立此条款，系属无用，请按前定章程办理。”外务部电令许应骙奏明办理，许应骙奏称：“鼓浪屿草约合同第十五条兼护厦门一节，各领事以此条洋文须候驻京各国公使核填，现在各使既称领事无权，则外间无从商办，惟华洋合同未便两歧，请饬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仍照华文填写，或即以华文为凭。此项草约本已声明必须候朝廷批准方能遵行，倘各使不允尽可将前约作废。”面对许应骙的执著，外务部一方面表扬其借鼓浪屿租界章程，“令各国一体兼护”厦门的想法，“意在预防他国专行窥伺，不为无见”。但同时又指出：“厦门系中国地方，本非外人所能干预，若明定约章，强令各国互相保护，转失自主之权，于义无取；若因各国不允保护，遽议将前约作废，无论各使未必允从，即令就我范围，窃恐名既不正言又不顺，亦将重贻列邦讪笑”。经过部内商酌，外务部建议“不如将原订汉文章程第十五款保护厦门一节径行删除，较为简净。查该督咨送鼓浪屿汉文地界章程共十七款，除删去第十五款外其余十六款于公地之义尚属相符。自应请旨准行，以符原约，而敦辑睦。”

 

廷议批准。福建地方官员遂于1902年1月10日分别与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领事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1903年5月1日鼓浪屿公共租界正式度地设局。

 

三

“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

 

 

 

三都澳开埠与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都在甲午战争之后，前者是清政府首批自开商埠之一，后者是清政府主动开辟的第一块租界，两者虽然性质不同，但均是晚清福建对外开放之举，且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清政府官员“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

 

三都澳作为自开商埠，其口岸自主性特征首先表现为“自行”，其次表现为“自主”。所谓“自行”，即口岸开放完全为清政府的行政行为，就连当时的外国传教士李佳白也直言不讳：“开湖南之岳州、直隶之秦王岛、福建之三都澳、广西之南宁府为通商口岸，此则自行立埠并非外人所要求。”

 

所谓“自主”，即清政府掌控口岸开放过程，“以杜外人之觊觎”，口岸特征与“约开各埠不同”。具体而言，埠内“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举凡购买民地、修筑剥岸、铺设马路、建造货栈、添置巡捕等事，均由中方自行筹备。

 

 

许应骙赴任闽浙总督之际，三都澳的“自开”方案已经确定，不过其实际开埠过程则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可以说，许应骙是当时国内兴起的“自开口岸”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之一。他特别注意作为“自开商埠”的三都澳，“与约开商埠不同”，需要明定章程，规定“开埠后所有修筑塘堤、建造马路、添设巡捕等件，实属华洋公益之事———总以筹本地之款，兴本地之利，无论华洋商人侨寓该岛，均应摊派，以免偏枯”。开埠之后的三都澳确实体现了相当的“自主性”，这从该口岸抽征商埠捐就可看出。为了修筑码头等公用设施，许应骙和总理衙门官员要求在该埠抽捐，外国领事与公使初不答应，后来勉强同意“三都澳税项每税课银百两加捐二两，作为修建水码头及与该处各有益之公举”。据三都澳海关税务司1901年时报告，“为了市政建设的需要，政府从所有的税收中收取2%的码头捐，实际上手中已经掌握了一笔可观的钱款”。中国官员加收市政捐之举，对于该埠市政建设发挥了作用。

 

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设立，也体现了许应骙等清朝官员相当的自主性追求。1901年许应骙选派兴泉永道台延年等与各国驻厦门领事商谈鼓浪屿辟为“公共地界”事宜时，就希望将该岛开辟为一个类似于岳州、南宁等自开商埠的通商场所，其中有界内设立由中外官员会同派委的工程总局即工部局，由厦门道在界内设立巡捕局等规定，以区别于旧式租界。因此，在最初谈判时，许应骙只答应将鼓浪屿作为公地，中外商民都可居住，中国政府作为主权国拥有在该岛行使行政管理的当然权力，包括警察权，并希望借开辟鼓浪屿为公共地界之举，实现对厦门的一体保护———虽然这一点后来没有实现。在他看来，经历数月与列国领事达成的公地章程，虽然不能与自开商埠章程相比，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于“自主之权”的尽可能维护。就《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而言，也确实与以往租界章程有所不同。突出体现在界内工部局董事由厦门道委任该埠“殷实妥当绅董一、二人”担当，与洋商董事“会同经理……本岛捐收款项、房屋、道路一切事宜”。这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权完全操控在外人之手，中国政府不能过问有着较大区别，也符合许应骙所说的“局董既可酌派华人，定章仍须彼此批准。揆以公地之义，大致尚属相符……亦不至失自主之权”。章程还规定，此后如须增改或修订规则，“应由各国领事官会同地方官商酌妥当，方好上陈各国钦使及中国国家，仍候各国钦使及中国国家批准，以昭慎重”。也就是说，如要对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进行修订，除须各国领事、公使批准外，还必须经过中国政府批准，才能发生效力。而上海公共租界章程的修订则只须由各国领事、公使批准便可马上发生效力。可以说，就章程的制定与修改而言，鼓浪屿公共地界的行政权和中国政府还有较大关系，而不像上海公共租界完全脱离中国政府而成为一独立的区域。在许应骙看来，历经外交谈判取得这些权力，实属不易。这两点也确实在以往的中外租界约章中未曾出现。

 

 

但是，许应骙等清朝官员的“主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迫而为。三都澳自开商埠，较之以往约开商埠，口岸“自主性”大为提高。但晚清自开口岸其实并非清政府单方面随意而开，与约开口岸一样，也是在被迫情境下做出的决策，实为“不得已之举”。例如岳州之“自开”，就是清政府官员为了借以搪塞英国开放长沙与湘潭的要求，多少有点“舍卒保车”的意味。

 

同样，三都澳之“自开”也是被动的，外国人如此评价：“三都澳……于1899年5月8日自动开放对外贸易。政府作出这种让步，可能出于对两个强国意图的疑惧，因为它们的船只几个月来一直在海湾内部进行勘测。”

 

 

此处所述“两个强国”是指德国与英国，而且设在三都澳的“福海关”，完全按照洋关建制配备人员，关税主权始终操控在外国人手中，福海关税务司一职，也长期由英国人担任。相形之下，设立鼓浪屿公共地界的被迫性更为明显。许应骙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割占了台湾、澎湖的日本对厦门虎视眈眈。考虑厦门特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为了维护厦门的主权，遏制日本势力在厦门的扩张，许应骙只得借用英、美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此可知鼓浪屿之辟为公共租界，其原因完全出于欲藉外国的力量来保护厦门的安全”，实为无奈之举。其章程虽然增加了厦门道台派委工部局董事、中外官员协商修订章程等能体现一定的“自主性”的条款，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租界条约的特质，其会审公堂“查照上海成案”办理。说明，在鼓浪屿公共租界，外人藉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治外法权等特权并不受限制。

 

从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中国一直在进行被动开放。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晚清朝野抗拒意识逐步增加。他们意识到“各国图我，同一意见，竟无亲疏之分”。为了应对危机，有识官员“主动”的求变意识增强。作为从中央下派地方的大员，许应骙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闽浙总督任上，完成多项涉外政务，促进了福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但是，许应骙在涉外政务方面的“主动”，又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服从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因为外国在华强权与特权的存在，又使许应骙等中国官员的“自主创新”式发展观受到限制。“无奈的发展”和“发展中的无奈”，是这一时期许应骙等清政府有识官员面临的一个悖论。

 

熊秋良，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李玉，男，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福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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