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童山从哪一年起有佛踪僧迹，尚待稽考。有文字记载，霍童山名被支提山所代替，则自宋开宝四年建支提禅寺开始。至此各淄流释子争先以朝拜支提为荣，史有“不到支提枉为僧”之称。其中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唐高丽（现韩国）僧元表法师。历史上，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受命赴支提开山建寺就是得益于“元表授经元白”。元表礼拜天冠，演绎了多少佛家盛事。

支提寺

元表参拜天冠菩萨

　　我们知道，宋代的《高僧传》所记载的人物在佛教史上可堪称高僧。有关元表法师，《大藏经》卷三十《高僧传》中记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士，仍经西域礼圣迹，于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地方史料《支提寺志》是这样记载的：“元表法师，高丽僧也。则天朝居那罗岩，以榈木函盛《华严经》，朝夕俸诵。”这就是说，元表法师是韩国人，他到西域朝拜时，遇到心王菩萨指引说，东震旦国（即中国）有山名为“支提”，已有天冠菩萨与其眷属一千人，常俱说法。于是，元表于唐则天朝背负《华严经》来寻支提寺，目的为礼拜天冠菩萨，参学更高教意。
　　那么，我们再来简单了解元表法师礼拜天冠菩萨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除南亚的缅甸与泰国，远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已有初期小乘佛教的传入，其余东方各国，如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均由中国传入佛教。其中，韩国是最早由中国传入佛教。韩国，旧史包括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当时中国佛教传入上述三国的年代并不一致，以高句丽为最早。我们查阅韩国的佛教史况得知，中韩民间佛教早有往来。以南怀瑾的《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记述为证：在晋代，前秦的苻坚派遣沙门顺道法师，送去一批佛像经文，时高句丽王小兽林接受信奉，并创建了肖门寺，居奉顺道法师。这是佛教最初输入高丽国。此后，由东晋跨越到唐朝武则天时代，新罗国灭高句丽、百济两国，统一了朝鲜。到唐玄宗时代，新罗被灭，复称高丽。而那时唐末，经五代变化的中国佛教，受政治影响而消退。高丽国却承前启后，大兴佛教。
　　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留下璀璨的中西交流的佛教文化。由此可知，当时往返大唐国的高丽僧无非是抱着参学求法的态度，并依此诸方云游。元表法师步其后尘，并为中韩佛教交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支提寺志》中介绍了元表寻支提的原因，“表曰：我尝游西域，遇心王菩萨授我是经，并示东震旦土支提山者，乃天冠菩萨住处可觅其所，故负经至此，去兹二十里那伽龙潭是其地也。”又说：“遂以经授白，腾空而去。”我们知道，从元表负经到宋代初期授经于元白，前后历时260多年，这显然是神话传说。元表法师最终去处在哪里呢？记者采访辟支寺住持得知：一如《支提寺志》所述，元表授《华严经》于元白后圆寂；一传元表找到天冠菩萨道场后，回韩国。

那罗岩窟

负经到支提山石室修持

　　“大方广者，所证法也。佛华严者，能证人也。”《华严经》是大方世界所证之法，是华严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故得名。此宗创于唐初的杜顺，到法藏(643—712年)才真正完成这一宗派的理论体系。因武则天尊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由于武则天的支持，华严宗在全国大为流行，福建亦不例外。据《三山志》载：福州鼓山“建中四年(783年)，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胃曰：‘神物所蛹，宜寺以镇之’，后有僧灵娇诛茅为台，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华严台’”。《鼓山志》载，灵娇入山“诵《华严》于潭之旁，龙出听法，遂移去，因奏建华严寺”。我们以为，“华严台”与“华严寺”，二者仅仅是名称不同，实则一也。但从名称的差异中可看出其规模不大。会昌法难中，华严寺沦为废墟。
　　元表法师背负《华严经》是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已考证了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入大唐的求法者胜多。其中在朝鲜佛教举足轻重的高僧元晓、义湘和圆测，在朝鲜弘传佛经华严宗旨，被称为朝鲜的华严教。但元晓来唐未果，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返国后著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大力弘传华严宗，为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华严宗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会昌法难，华严等佛教宗派在中国几乎走向末路，而韩国大兴佛教。所以南怀瑾称，当时的中国佛教著作，如《天台章疏》、《华严经论》，都靠高丽传归国内。
　　就僧人而言，史籍记载中有法名可考的，元表法师则居其一，而关于元表来支提山的年代记载虽有出入，但元表在唐代时期到支提山石室修持《华严经》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毗卢遮那佛

法难之时保护《华严经》

　　在元表传归《华严经》以及影响他最终去向的轨迹中，不能不提到佛教史上的“会昌法难”。《大藏经》载：“于时会昌搜毁，表收经以华闾木函盛，深藏石室中。”这里提到的“会昌”，则指会昌法难。
　　会昌法难，指唐武宗会昌年中所引起的废佛事件。唐武宗李炎素信道教，即帝位后，于会昌五年下诏强制僧尼还俗务农，又毁天下佛寺，其钟、磬、铜像等皆铸铜钱。六年三月帝因病崩，宣宗即位，大中元年（847）三月，复天下之佛寺。世称武宗毁释为会昌法难。
　　通过查找佛教史料，我们揣测：由于会昌法难事件的发生，元表不得不背负《华严经》，逃命到霍童支提山，栖身那罗洞穴，藏经石窟。据《支提寺图志》点校者认为，经书传世有两种说法：一是保福寺慧泽禅师素闻往事，率信士迎《华严经》于甘露寺都尉院；一是传说，有僬夫偶然发现石窟藏经，“闻岩中梵音清澈”，遂告元白法师。元白法师因此前往查看，与同去的高僧慧平、慧泽迎经回甘露寺供养，纸墨如新，而后进献吴越王钱叔。吴越王钱叔宣问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了悟禅师回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父老相传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磬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由此看来，第一洞天支提山史有天冠说法道场之称。而后，了悟禅师南下霍童。了悟禅师夜听支提山中钟声梵音，寻声而去，至大童峰畔迷路，忽来白猿引路前导，看众林“化林为寺”。《支提行》有诗颂：“方广华严千载述，那罗仿佛化成林，贝叶函中看佛日，佛日无尽山无穷。”次日，却只闻潭水潺潺，不见昨日殿宇。了悟禅师实为骇异，还报吴越王，吴越王大惊，遂委命了悟就地开山建寺，前“华严”，后“华藏”。华藏寺初名“华严寺”，因《华严经》而得名，了悟禅师也因此成为开山祖师。

藏经阁

元表法师归踪何处

　　颇有灵异色彩的故事，是后人难以解释元表的年龄，而采用的一种说法。此后便演绎出了一场时空的对话，“僧以榈木函《华严经》而奉之”的故事。
　　元表法师的归宿亦有着众多的记载。明《嘉靖宁德县志》云：“……元表以经授元白而身在云端矣”。清《宁德县志》载：“……元表授以经，驾云而去。”《宁德支提寺图志》记载：“……遂以经授白，腾空而去。”《支提山寺志卷之四》宋住山僧显求《支提山记》：“……师乃现神通腾空而去。”元表去向无从稽考，众多历史记载只好尊称“腾空而去”。专攻韩中文化交流史的顺天乡大学朴现圭教授，研究认为元表法师在后期返回新罗国传播华严宗。
　　经书在历经一百多年后辗转到北宋初时献给了吴越王钱俶，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吴越王敕令于其地兴建“华严禅寺”，并命了悟主持寺务。宋开宝九年，钱俶《庆寺疏》并刻石。《疏》内云：“国家自辛未年中爰舍金帛，命所司建精含，仍铸天冠菩萨梵容，斤斧功成，藻绘事就，谨舍铜金帛三百八十七千八百一十八文，建道场一，会修设五千僧功德庆赞，兼舍本州铁金帛二千绳，充长生，供给带住，又差灵隐寺副寺主辨隆为寺主。敖年挂意，今日召工。”
　　正如明朝首辅、 “三朝元老”叶向高诗云：“榈木经翻僧已去，珠林磬寂客还来。”可以说，缘于元表法师的出现，《华严经》的传承，华严禅寺的创建，引起了佛教界弟子、淄流释子和诸僧侣的极大兴趣，并闻名于丛林之中，各地僧人朝圣四时不绝，盛传“不到支提枉为僧”。宁德佛教史由于一位异国高僧的到来，从此带着神秘色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该事件在闽东乃至福建佛教历史上占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今不论在韩国的教科书中，还是在霍童支提山，都依然记载着这位跨国参学为大方世界证法的，历经磨难的高僧———元表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