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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档案 | 《无名英雄背后的故事——三十余载亲历记》之《将军最后的军礼》

2023-01-14 22:55:00 大梦蕉城

□ 陈国秋
 
 

2007年5月的一天,我和蕉城区政协副主席郑贻雄、蔡威孙子蔡述波前往北京,在军方有关部门带领下,拜访了解放军某部原政委陈福初将军的儿子陈小亭。此前,我们得知陈福初政委于一年前逝世,在他儿子的引导下,我和郑贻雄、蔡述波在他家中的十平方米不到的祭奠室,面对陈福初政委的遗像深深的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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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初(1913年9月—2006年4月28日),湖北省黄陂县人。1931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又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历任中南军区二局局长,总参某部副政委、政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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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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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陈福初是在1985年11月28日,那是在北京军方的一次座谈会上,福建省方面参会有省党史办、福州军区和宁德县党史、民政以及蔡威亲属代表蔡述波,军方参会有陈福初、李永悌(将军,军方某部原副部长)胡正先(军方某部原副部长)以及部史办等有关人员,陈福初主持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由三位蔡威的老战友,也是军方的部首长回忆有关他们所知道的蔡威的革命事迹。

先是胡正先和李永悌谈,陈福初最后谈:

“1932年7月间,我调到蔡威同志领导的电台工作,直至1936年9月底蔡威同志不幸病故,我一直与他在一块,没有分开过。”

“我和蔡威同志一块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对他稍有一些了解,但许多东西不知道。因为,那时我的年龄比较小,又是在蔡威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许多东西没有接触到;另一个是我文化水平低,没有很好地把有些东西记下来,即使记下来,恐怕也保存不到现在。”

“蔡威同志从筹建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开始和以后从事对敌军情报的研究,到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二局局长,直至1936年9月底因劳累病故在即将到达长征终点的地带,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及对敌人情报的研究侦破工作的创建,保证红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我党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很好的同志。他是我的领导,但我总感到他又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

……

陈福初谈到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电台里的同志生病了,不管工作有多么繁忙,他都要亲自去看一看,问问好。部队打了胜仗,徐向前总指挥等总部领导总是把缴获到的战利品分配给蔡威同志,以此支持他的工作。但他自己常常把这些东西留给生病的同志。他最痛恨红军队伍里个别干部的军阀主义作风,如果看到哪一位干部打骂战士,他会声色俱厉阻止他的。他很有涵养,话不多,也很少高声说话。最生气的时候,也只是骂上一句‘狗娘养的’,‘我搭你一手枪’,尽管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留西洋头、穿西装服,但他很有威信,总部领导很重视他,干部战士也都十分钦佩尊重他。”

“蔡威同志是电台台长,后来又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但是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不是他。在长征时,我当任党支部书记的期间,他从不因为自已是电台台长、局长,是领导人就怱视了组织生活。他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与其他党员一样,经常把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向党小组汇报,向党支部汇报,还经常写出书面汇报材料。他态度诚恳,汇报是掏心的,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的确是十分难得的,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极深刻的。不象有的人,认为我是负责人,我向你汇报什么?当时,甚至有些党小组的组长,都是蔡威同志培养出来的学生、下级,他也是同样的尊重他们。蔡威同志刚到鄂豫皖根据地时,我是军委会直属机关团的总支副书记,组织上派我到电台,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开头我很担心,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我是工农分子,害怕他们为难我,但他们对我非常尊重,没有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一点,我的感受很难。在开支部生活会时,同志们对蔡威提出什么意见、看法,他总是虚心接受,作一番自我批评。同时,他也对电台工作的不足之处提出诚恳的批评。这一点既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对我个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蔡威同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从不居功自恃,居功自傲。他总是把成绩归功于集体,归功于二台的所有同志。一次,陈昌浩政委因为蔡威同志在工作上的成绩突出,就嘉奖给他三百块大洋。蔡威同志是怎样处理这笔钱的呢?他把三百块大洋全部分给了二台同志,包括马伕、伙伕在内。他说:‘电台取得成绩,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

陈福初平日里就经常把蔡威的事迹作为传统教育的材料在军方某部系统内和系统外讲过课,也到基层部队去上个课,因此,对蔡威的事迹十分熟悉,加上他和蔡威长期在一起,讲得十分生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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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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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奇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能以少胜多,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避实就虚,巧妙穿插,突破数倍甚至数十倍国民党蒋介石军队长达一年多的围追堵截,取得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这其中,一支红军隐形部队功不可没,而蔡威就是这支隐形部队的杰出代表之一,被喻为“军中菩萨”。
1986年,为纪念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五十周年,纪念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先驱、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征集、核实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历史资料,军方于4月21日至5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部党委委托原政委陈福初同志主持了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的规格相当高,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中央党史征委会主任冯文彬、副主任马石江等到会看望出席会议的老同志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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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初是座谈会的实际主持人,经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最后在会议纪要中写到:“1934年9月2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由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军的情报,和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红九军一部先后收复了仪陇、阆中;红三十军收复了巴中和苍溪;红四军一部在进占了兰草渡以后,继续向营山方向乘胜追击,至此,敌人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遭到彻底失败。后来,前方的一些干部感到很奇怪,就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哪里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他回答:‘我房间里供了一位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他就把敌人的出动时间和动向全告诉我了。’这位‘菩萨’就是蔡威同志。”
陈福初在《浩气常在  英灵永存一一怀念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及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蔡威同志》一文中写到:
“1933年2月,四川的国民党军阀,主要是田颂尧的29军纠集了48个团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我川陕根据地实行围攻。红四方面军进四川有多少部队呢?真正的才12个团,一万多人,七八千条枪,而面对的却是数倍于我们的强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战胜敌人,只有想办法了解敌人,掌握敌情,出其不意,以少胜多。蔡威同志自从到了四川以后,就开始了无线电侦听、破译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蔡威同志每天坐在桌子上,戴着耳机,聚精会神地侦听敌人的电台动态,开始主要是从敌人的电台报务员之间的谈话中捕获了很多情报,如敌军的行动线路、宿营地点等,蔡威同志一个人坐在那里夜以继日地边听边抄边研究,电台其他工作人员都帮不上他的忙。
“王树声副总指挥还向他提出,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很好,但这个还不够,能不能搞到敌人作战的军事机密。蔡威同志有一个特点,你讲什么,他只是笑了笑。听了王树声副总指挥这样讲后,他也只是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诚然,摆在他面前的是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他有信心,有毅力,更加刻苦地探索无线电侦破工作。那时候的工作确实是很辛苦的,他一天守在机器旁的时间是难以用钟点准确地来计算的,反正睡得很少,我们大家轮流着送饭给他,那时他是二台台长。送饭时,我们把饭放在桌上说:‘蔡台长,饭给您送来了,趁热吃了吧!’他只是‘嗯’了一声,仍在聚精会神地工作。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来的时候,饭还是好好地放在那里,没有动。待我们又提醒道:‘蔡台长,饭怎么没有吃?都凉了。’他才发觉,说:‘噢,饭什么时候送来的?’或者他就简单的一句话,‘这一点搞完了再吃。’就这样,一顿饭常常是热了凉,凉了再热,送好几趟。蔡威同志就是这样忘我的工作,真正称得上是废寝忘食了。后来,我们电台里的同志慢慢地摸到了他的规律,就是最好什么时候送饭给蔡威同志吧?往往是他一个人在工作时,突然笑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研究工作有了眉目了,或者是有什么新发现了,这个时候他很高兴,他很快就把饭吃完了。不然,他还不马上休息。他的刻苦钻研精神,高度的责任感,的确是很令人敬佩的。”
“春寒料峭,我们在火盆里烧着木炭,给他取暖。蔡威同志全神贯注地工作,鞋子烧坏了,他不晓得;连裤子也烧着了,他还是全然不知,结果把他心爱的西装裤也烧坏了。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次工作间隙,他去解手,回来走在路上时,一只脚穿着鞋子,另一只脚却光着,边走边还在思考着问题。我们见了,真是哭笑不得,就问他:‘你怎么只穿一只鞋子啊!还有一只鞋子到哪里去了?’他猛地醒悟过来,一看才察觉到,笑着说:‘还在屋里,还在屋里。’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为了侦破敌电,他倾注了全部心血。”
……
有人说,天才是一份天赋加九十九份汗水。是啊,没有艰辛的付出,哪来的收获的喜悦。但我这里要说的是,世上有的事不光是天赋加勤劳,有时也要加上一点点的运气。业内人士把蔡威从事的行业称之为“倾听死人的心跳声”,人死了还能有心跳吗?所以这个行业还有一句名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明明是做不到的事,却让你去做,并且你要做到。这就是蔡威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最大内涵,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并不是每一个专家天才都能成功,中途夭折的天才大有人在,他们缺的就是那一点点的运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威是幸运的,成了那个年代的为数不多的骄骄者,成了“千里眼”、“军中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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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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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叶明祥与我商量把有关无名英雄蔡威的资料汇编成册,以此纪念蔡威烈士牺牲70周年。这是一个好主意,其实我和叶明祥早有此想法,只是各自都在一线岗位上工作。正巧,此前叶明祥动了一个小手术,医生要求他休息一段时间。忙惯的叶明祥根本就闲不住,他利用休息的时间花了很大精力收集整理了有关蔡威的资料,我则给他当助手,花了大约半年多时间,在宁德市委市政府和蕉城区委区政府支持下,终于全书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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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请谁来作序呢?有人建议请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有人说请市委书记,有人说请刚刚退下来的福建省人大原主任袁启彤。袁启彤同志,并未推辞,他用了一个月时间审阅了全部书稿,最后郑重表示:自已没有资格写“序”。
叶明祥和我商量怎么办?我们俩原来的视野在福建省,在地方,袁启彤的郑重回复给我们提了个醒,应该找北京,找军方!
我们联系了北京,联系了军方,得知红四方面军还有健在的老同志,陈福初将军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把请陈福初作序的函件及《无名英雄蔡威》的书稿寄到北京,正值93岁的老将军在医院住院治疗。即便如此,他还是欣然答应,并郑重寄来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寄来的《无名英雄蔡威》一书我仔细看了多遍。我们这些与蔡威一起战斗过并参加撰写回忆文章的老同志现在已大多辞世,还健在的老同志除了我,还有李永悌、胡正先、徐明德、王新生同志。我与他们交换了意见,我们共同感觉,书编纂得很好,真实地记录了蔡威同志光辉壮丽的战斗人生,是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材料,对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青少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你们做了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代表这些老同志向宁德市委、市政府有关单位以及叶明祥、陈国秋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对《无名英雄蔡威》一书我作了部分修改,并请总参三部保密委员会进行审查……按照你们的要求我给本书写好了序言,现与原修改稿及总参三部保密委员会公函一并给你们寄去,请你们以此为准进行修改完善,尽快出版发行。我在这里预祝你们成功!我最近身体一直不是太好,长时间住在医院,精力明显不济。虽然我对此非常重视,也尽量抓紧时间去做,但还是用了较长时间,请你们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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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卧床不起,陈福初将军的“序”是委托总参某部编研室主任张东征大校起草的。当张东征把‘序’的文稿送呈陈福初时,老将军执意要家人扶起他,从病榻上缓缓起身,在张东征大校面前立正,然后举手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这个郑重的军礼,既是对张东征辛勤劳动的肯定和感谢,也体现了将军对老战友蔡威的真挚而崇高的感情。
这是老将军的最后一个军礼!
二个月后,陈福初将军在北京溘然逝世,享年93岁。
附后: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出版了《无名英雄蔡威》一书,此时陈福初将军已逝世3个月,我们为老将军没能看到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为之作序的书籍出版而感到万分遗憾。2007年的5月一天,我和郑贻雄、蔡威的孙子蔡述波在北京陈老将军的遗像前深深三鞠躬,并送上特意带来的《无名英雄蔡威》一书,恭恭敬敬摆放在案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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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英雄背后的故事——三十余载亲历记》

之《广东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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