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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档案 | 《无名英雄背后的故事——三十余载亲历记》之《北京筒子楼》

2022-12-18 17:48:00 大梦蕉城

□ 陈国秋
 
 
 
王子纲是我党和军队通信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中顾委委员、共和国邮电部第三任部长。就是这么一位高级干部,却住在砖木结构的机关宿舍楼,房间不大,光线灰暗,屋子中间还摆着一个煤炉子,想必是冬天取暖用的。虽然36年过去了,但王子纲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场景,让我们印象深刻,后来我才知道他所住的宿舍正是80年代北京普普通通的筒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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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雨润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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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威、宋侃夫和王子纲被誉为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三人亲如兄弟,但王子纲与宋侃夫的性格迥然不同,在寻找蔡威家乡和亲人过程中,宋侃夫牵头、推动,亲力亲为,而王子纲是协助、努力,默默奉献,似乎有宋侃夫在牵头,他就是协助的角色,配合得十分默契。

1982年,他与宋侃夫一起到香山徐深吉公寓一同商议并启动了寻找行动,当徐深吉将军在《福建日报》发表纪念蔡威长篇文章时,正巧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在军区《战胜报》发表6000多字的长文《无名英雄  英名永存一一怀念蔡威同志》,王子纲看到后,马上推荐给《人民邮电报》全文转载。《人民邮电报》是向全国发行的行业大报,王子纲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学习蔡威,与《福建日报》徐深吉的文章相辅相成,借以寻找蔡威的家人。

1983年,福建福鼎方面疑是蔡威的“张白弟”由于年龄相差10岁未能确定,“张白弟”的哥哥在北京工作,王子纲与宋侃夫、徐深吉、马文波等人以拜访名义,想进一步对证确认。当他们在认和不认的观点争议不一时,基于王子纲对蔡威的了解,他支持马文波“见剑认人”和宋侃夫的客观意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1984年,宋侃夫在福建帮助整党期间,他关注宋老在福建的寻找,互通信息,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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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在北京屯绢胡同宋老家二楼与福建宁德来的年轻人见面后,他确信这位年轻人所说的情况与他所了解的蔡威的情况一致,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蔡威的孙子蔡述波。因此,他与宋侃夫、马文波、胡正先一致同意大体可以认定,并支持宋侃夫的下一步落实工作的建议。

1985年8月,他与宋侃夫、马文波、肖全夫、陈福初、李永悌联名给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帅写信,建议为蔡威同志在《中国名人辞典》立传。

1986年上半年,他参加原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他深情地回顾了与蔡威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岁月,客观准确地肯定蔡威在无线电技侦方面的突出贡献。会议期间,见到蔡威孙子蔡述波时,格外高兴,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

1986年10月,福建宁德纪念蔡威烈士牺牲五十周年大会时,我与王子纲联系,他说正巧全国通信学会召开,他是理事长要主持会议和通过有关事项。为不能参加老战友蔡威纪念会深感遗憾,特意给大会写来致歉信。

我用年表加记事的方式,罗列了王子纲默默奉献,细雨润无声的努力,我哪怕遗漏了他对蔡威所做的点点滴滴。

 二、北京筒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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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上半年,中共宁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已在筹备下半年10月份要召开的纪念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是由宁德地区和宁德县一起举办的,主要准备工作由县里完成。纪念大会的议程有一项任务要提前完成,那就是请蔡威生前所在单位和生前老战友,福建省、地党史专家审阅并通过《蔡威年谱》和《蔡威传略》,这是省党史办下达的专题任务。因此,全面征集蔡威烈士的资料工作显得相当急迫,只有在全面了解情况后才能动笔写。在1985年的下半年虽然已收集到部分资料,但仍然有蔡威的老战友、知情者没有走访,其中重中之重的是王子纲的走访。

地方党史机构的人手不多,当时由我承担这项工作,但出差总需要人帮忙啊。县委主要领导十分重视,抽调陈其春同志帮忙,当时他是福建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厦大历史专业,下基层锻炼后回组织部门帮助编写组织史,由陈其春帮助是最理想的。于是在1986年的5月6日,我和陈其春一起到北京走访王子纲部长。

出发前,我与在北京的蔡述波同志通了电话,告之此行的任务。那时,北京的住宿紧张,到北京出差要先联系好招待所。我们要持县团级以上的介绍信,并出具工作证方可购买飞机票,机票感觉不是太紧张,就是有点贵,福州到北京是215元,那时月工资才几十元,是工资的二三倍。我从1983年从事党史工作前往北京出差,都是乘坐飞机,县里的出差费用被我花了不少。蔡述波到机场接我们,一起乘坐机场的公交专车到市区,然后到事先通过宋侃夫帮助联系好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5月6日,我们走访王子纲同志,具体什么方位记不起来了,但那幢北京筒子楼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全屋被一道长廊贯穿,两旁是房间,大白天廊道里开着电灯。一楼的一间房门打开,王子纲出来迎接我们,只见窄长的房间里,中间一个烧开水的炉子,一张桌子,几条椅子,墙边摆了一张半旧的三人沙发。王子纲夫妇俩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倒了两杯水,就开始工作了。

这一幕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啦,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如同昨天的事,一位京城的共和国部长居然生活得如此简单!王子纲部长全然不在乎我的惊讶,拉过一张椅子,就和我们谈起了与蔡威相处的点点滴滴。语速中等,语音低沉,思路十分清晰,一谈就是近两个钟头。他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他的夫人给我们添了二三回水。谈到他和蔡威接到党中央通知,从上海进入鄂豫皖苏区的那段经历,他是唯一的见证人。王子纲谈得非常仔细,很多细节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呈现……

“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组织上找我和蔡威谈话,决定派我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创建无线电通迅工作。谈话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并当即给了我们每人50块大洋的经费,这50块大洋包括来回的路费,并交代,倘若进不了苏区就返回上海。第二天早晨,我和蔡威就启程了,走得很仓促。 

“在上海火车站,国民党警察盘查很严,敌人对蔡威好像有点注意似的,我没有受检查就顺利进站了,但蔡威却被单独留下,从头搜到脚,没有发现什么。又一件一件地搜查行李,连夹袄的夹层都仔细摸过。此时,蔡威同志十分镇静,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悠闲地等着。敌人搜不出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只好放行了。我在场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我们模仿当时商人的样子,将学生头理成了光头。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因刚理的光头,头皮白生生的,与原来就留光头的商人大相径庭,怎么办?我们当即让交通员带到附近的乡村,吃完饭就一直坐在老乡的柴垛上晒太阳。这可是件苦差事,初秋的太阳还是灼灼逼人的,刚晒一阵子还不觉得怎样,可整整一天晒下来,真是苦不堪言呐。可以说我们俩人都是咬着牙挺下来的。就这样连续晒了三四天,头皮都晒脱了,我们俩人这才大变了样子。特别是蔡威,从一个清秀的白面书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模样十足的商人了……”

谈到红四方面军如何破译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密码时,王子纲更是客观低调,不谈自己。

“我们于1933年2月开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我们是白手起家,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蔡威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取得胜利后,我们电台的技术侦察工作日臻成熟完善。在反刘湘六路围攻中,我们的电台对敌情了如指掌,已能及时准确地向总指挥报告敌人的行动计划、战斗部署,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红四方面军破译第一部敌军密码正如王子纲所说的那样,“白手起家,一切在摸索中前进。”是蔡威、宋侃夫和王子纲三人联手破译,最后的难关在蔡威手上解决了,这部密码就是四川国民党军阀田颂尧使用的“通密”,王子纲清楚地记得“通密”二字的明码是“6639、1378”。所以,王子纲说蔡威“花费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其实,王子纲在联手破译第一部密码时,起了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但他只字未提自己的功劳。这就是王子纲,这就是王子纲的低调。

从王子纲家回到招待所,我们就埋头整理录音和笔记,当天就整理好初稿,这篇稿子足足上万字,好在我们俩人手头快,第二天就抄正一遍送王子纲阅改。

这篇回忆录十分珍贵,有好几个时间段的内容都是鲜为人知的,整篇材料是低调的口气叙述,细节生动感人。

在取回王子纲审阅过的稿件时,他交给我们一幅题词,为纪念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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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份未发表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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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8日,我和蔡威研究会的三位名誉会长叶明祥、郑贻雄、蔡述波一起专程到北京、上海等地,先后走访了军方、国家安全部、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上海市国安局、上海市党史办等单位的历史研究专家,就有关蔡威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情况进行追寻,为撰写《蔡威传》收集资料。我们在北京,特意走访了王子纲的儿子王光延,想通过王光延了解其父亲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特别是从事无线电工作的情况,从中寻找蔡威在上海参加无线电培训的相关线索。

王光延是一个厚道、谦和的人,已退休在家,听说我们因蔡威的事来访,特地赶到路口接我们。他向我们讲述了其父生前从事无线电通讯和技侦工作的往事,并提供了一份王子纲1985年1月填写的工作履历表和工作简历,其中在上海从事无线电培训的时间记载,成为蔡威在上海从事无线电活动的直接证明史料。尤其珍贵的是王光延提供了一份其父亲亲笔撰写的《王子纲同志参加我党早期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概况》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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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未发表的王子纲手稿,约2000字,详尽地记载了王子纲受训于李强、张沈川,与伍云甫、曾三认识并教过他们几天的发报技术,到武汉、天津建立电台,参加上海无线电培训班教学等情况。手稿的最后写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组织上派王子纲、宋侃夫、蔡威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建立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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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王子纲之子王光延,右为陈国秋。郑贻雄摄于北京

我对王光延讲,你父亲的资料很宝贵,我们需要用行吗?王光延说,带来的资料就是给你们用的,宣传蔡威,我作为蔡威战友王子纲的儿子也有一份责任。于是,我请郑贻雄将王子纲的资料拍照收藏。

王子纲的这份未发表的手稿具体地叙述了我党早期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由来。原来,我党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源头要追溯到1928年的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曾向共产国际提出代培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建议。共产国际接受这一要求,很快便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留学生中,推选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在共产国际培训人员的同时,1921年1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中,挑选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有线电和无线电通讯技术。从苏联秘密培训的两批学生(陈昌浩因工作调动提前退学),分别于1930年秋末和1930年11D2回到上海和上海党中央“特科”的无线电李强科长接上关系。

在共产国际为我党代培通讯人员的同时,党中央在上海也秘密地开始了这一项工作。1928年秋,周恩来同志指示在中央军委的李强学习无线电机务,准备制造收发报机。李强接受任务后不久,党中央把地下党员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李强。李强在蔡叔厚主办的“绍敦电机公司”的掩护下,办起了“地下工厂”,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和几位同志一起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练习组装。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到1929年春末,便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

1928年10月,周恩来约见上海法南区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沈川,指示他设法学习无线电报务。张沈川化名张燕铭考进国民党六军军用电台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1929年10月,李强和张沈川一起开始培训无线电通讯人员,采取分散居住,单线上门施教的方法,培训了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建、喻杰生、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等。1930年10月,党中央“特科”举办了一期集中的培训班,由于隐蔽不周密,于12月17日遭敌破坏,工学人员20人被捕。这之后,伍云甫、王子纲、毛齐华等同志遵照党中央指示,吸取教训,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于1931年又相继培训了10余名报务员,其中有宋侃夫、徐萍、周德元、朱帮英、蔡威、杨兰史、刘进、胡白天、王逸群等。

这就是我党无线电通讯工作的由来和发展的情况,从中可知,王子纲是一位受训于张沈川的我党早期无线电报务工作者。在无线电机务方面,李强是创建人,我们从李强的回忆资料中寻找有关蔡威在上海有关从事无线电机务方面的线索。

我们通过王子纲的一份未发出的手稿,还通过走访军方、国家安全部、上海市党史办等部门,打开封存已久的记忆,理清了我党早期无线电通讯和我军无线电通讯的总体脉络,也理清了蔡威在这个背景之下从事无线电工作的大致线条。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想起2008年在北京,王子纲的儿子王光延有个想写《王子纲传》的心愿,当时苦于资料难以收集,不知他的这个心愿达成没有?我在公开出版的书籍里没有查到这本书。但无论《王子纲传》写没写,我都要更多地与王子纲的后人联系,请他们到宁德来看看蔡威事迹展陈馆,也从这个侧面多多宣传王子纲,宣传蔡威、宋侃夫和王子纲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宣传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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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英雄背后的故事——三十余载亲历记》

之《于无声处见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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