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杨菲菲  黄钲平 郭文辉

老将军忆峥嵘岁月

　　人物档案：胡正先 (1918年-　)安徽省六安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红军总部通讯学校学习。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东北军区二局科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广州军区三局副局长。1964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总参某部三局局长、参谋长、副部长、顾问。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也是蔡威同志生前老战友。

　　在我12岁，还是一个放牛娃，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参军了。那时候参军，跟现在可不一样，不需要什么条件，男的女的，反正你来了都能留下，大人干大事，小儿干小事。我当时参加部队的时候，一开始是在特务连，之后到了县保卫局看守连，负责看守犯人。因为我年纪小，人也长得白，他们不叫我看守男犯人，叫我看守女犯人。1930年底到1932年下半年，我看守犯人有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国民党大军进攻大别山，红军部队被迫撤出来，我跟上红军队伍也撤了出来。当时大别山的红军往外撤的时候，好多地方机关年纪较大和年纪较小的都被刷下去了（当不了兵），动员他们回家。等我到野战部队时，因为年纪小，他们也动员我回家，但我只想一路跟着部队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红军队伍走的都是羊肠小道，我们要是跟上走就会挡道，影响部队前进。所以白天部队先走，走完我们再走，我就这么一路跟随着。路途中，我们的部队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激战过后，牺牲了大部分同志。在人员缺乏的时候，我就第二次参军了。这一次，我到野战医院当护理员，负责给伤员换药，给他们弄饭、弄水、洗洗涮涮，一路走到了四川。路上也有一些插曲。比如我们走到陕西，在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山谷，敌人把我们围在这个大山谷里头，时局紧张。于是，我们医院就在这个大山谷暂时驻扎。

　　有一回，我给伤员烧开水。就把石子支起来，桶放在上面烧水，水烧开了以后，有一个护理员上前，我和他说小心……当时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水桶给蹬下来了，把我的双脚的烫伤了，走不了路，另外一名护理员也烫伤了。后来我们医院的政委来了，虽然那个时候担架不够用，他看了看我们俩，说我们护理员也是战士，就把担架拿过来，给我们抬上。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们冲上了山，所幸无人受伤。到了山顶就开始下雪，薄薄的一层雪，还刮着大风。当时的担架就是的两根竹杠，之间用藤条简单的缠上，因为我人小也轻，有一次就从担架缝隙中掉到地上了，把我摔得痛得不行。就这样，我们走了十几天。后来院长说，重伤员上担架， 轻伤员下担架，我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开始下担架走路。

　　一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带着两个警卫员，给了我一封信说：“前面打战，不能带你们，把你们寄在这个地方，等我们打完仗回来接你。”说罢，一个人给我们一封信和20块钱，说因为打仗，有的老百姓跑了，等老百姓回来以后，你们给他们十块钱，把这封信给老百姓。我看到，粮食啊，鸡啊，猪啊，我们都没有动。那时，我们有6个人是寄宿在老百姓家里。

　　到了夜晚十二点钟的时候，来了一队人马。我一瞧，其中一位正是我参军时候的特务连连长。他拿灯一瞧，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就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把我的脚抬起来看了看，让我起来走，我说伤还没好，走不了。他叫战士找了一根棍子给我，就叫我起来走。正当我想跟着他走时，他却说自己是战斗部队，要跑步，要打仗的，不能带上我，我只能自己走。

　　我记得最狼狈的一次，天气比较冷，晚上也不知道部队上哪去了，在一个山谷里，我到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我到门口敲门，大概因为晚上天黑了，老百姓不肯开门，我就在在门口睡了一夜。第二天，太阳都出来了，地上薄薄一层雪都化了，两个脚都打湿了，特别疼就那么走着。到了第三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坪坝子，我看到有人在吹号子，就赶忙找找自己的部队在不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医院。

　　我那时小，也比较勤快，什么事情都干，大家都觉得我挺勤快。大概过了一个月吧，组织部的人找我谈话，说让我去当通讯员。后来，部队改编，我在红九军指挥部呆了有大概一年。在打到云山这个地方，政治部的共青团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读没读过书，识不识字，我说不怎么识字。于是他拿了张纸给我，让我把认识的字都写到纸上。我把长征路上学的几个字磕磕巴巴地写了不到400字，说就这些了。他说还可以，就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去学无线电。

　　后来在四川天全这个地方，总部办了无线电培训班，我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这个时候教员是内行，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这一期十七八个学生毕业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电码收报考试不及格，所以别的学生都毕业走了，我没有走，跟着第二批学习班继续学习。就这样一直学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会师以后，当时中央考虑到，陕北这个地方很小，解决不了吃的，没有人员补给，没有装备，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不适合做根据地，再加上国民党调了几十万大军围攻，所以中央考虑分出一部分部队执行“宁夏计划”，从宁夏经过“内蒙”到“外蒙”，从“外蒙”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当时就让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马上西渡黄河。但是当后续部队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国民党军队给堵了。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我们将马家军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借路，不消灭他们，我们就用“过路”这个说法一直用到了凉州城（今武威），基本没有怎么打仗。

　　但是过了凉州之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当时考虑，让西路军在永昌这个地方先不要走，停下来。所以我们就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的根据地。西路军的留下，让马步青感到了威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也调集部队一起围攻西路军。打了40多天的仗，打得很辛苦，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已经是寒冬，西路军缺衣少食，人困马乏，伤病又多，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离高台不远的地方，有个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四十多个围子组成，四周都是沙漠。五军住在高台,三十军、九军、总部都驻扎在倪家营子。

　　后来，爆发了高台战役。我们在这停了40多天，天天跟马步芳、马步青打仗。人家是骑兵，有后援，资源充足，我们却没有吃的，连水都喝不上，天气又很冷，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子弹。当时按照配备，三十军每支枪是25发子弹，九军每支枪是20发子弹，五军每支枪是5发子弹，而且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一过了黄河，就一直打，没停，所以子弹都基本上打完了。在倪家营子，我们最后守不住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央派了援西军来支援我们，叫我们边打边往东返。于是我们就从倪家营子出发，大概往回走了1天，打了个胜仗，消灭了马家军1000多人。

老将军接受采访

蔡威铜像

与记者们聊天

采访中

成列在蕉城区蔡威烈士事迹展陈馆

《蔡威传》

（本文黄婧 林盛炜 雷铃斌 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XI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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